真妄（第2/4页）

《金瓶梅》写到潘金莲天真烂漫的地方极多。如元宵看灯、园中掐花、与官哥亲嘴打趣、捉弄陈敬济、吓唬西门庆等，虽多为闲笔，但潘氏之喜动厌静、无事生非之性，娇嗔含酸、爽利刻薄之语，活泼机趣、嫣然百媚之致都写得历历如画，如在目前。

小说的第五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情节：潘金莲与孟玉楼等人来到大门外玩耍，见远处走来一个手摇惊闺叶（以八片小铁片用皮绳串起，摇之以惊动闺阁中人的响铁）的磨镜人，潘金莲让平安将磨镜人叫住，然后与玉楼商议，吩咐来安把两人屋子里的几面镜子拿来让他磨。镜子磨完了，给了他五十文钱。那老头接了钱，“只顾立着不去”。玉楼让平安问那磨镜人如何不去，是不是嫌钱少，那磨镜人（类似于今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骗子）便编造了一段家计困顿、儿子不孝、妻子卧病的鬼话。玉楼见状，随即让来安去屋内抽屉里拿块腊肉和两个饼锭给他。金莲却直接叫住那老头子，问他：“你家妈妈儿吃小米儿粥不吃？”老头儿答道：“怎的不吃！那里有，可知好哩。”于是，金莲也叫过来安来：“你对春梅说，把昨日你姥姥捎来的新小米儿量二升，就拿两根酱瓜儿出来，与他妈妈儿吃。”

这段情节中有一点可以注意，孟玉楼每与磨镜人说话，必通过平安转达，严格遵守闺阁女子不与闲人通问的传统礼仪。而潘金莲却顾不了这许多，她直接与磨镜人说话，显示出其性格中落拓不羁的一面。作者这样处理绝非无心，而是处处时时要让潘、孟二人形成对照，将孟氏之深心世故、不露圭角，与潘氏的率性直露、胆大妄为加以比照。关于这段情节中潘金莲的“仁善”之举，张竹坡的看法相对复杂。一方面他承认，即便是潘金莲这样的忤逆之人，天良亦未曾灭绝；另一方面，张竹坡又认为，潘金莲将自己母亲所赠之物转赠他人，而不反思自己不能对潘姥姥尽孝，简直就是猪狗不如。潘金莲好不容易才表露出来的一点点仁善之心，终于被一笔勾销。对于陌生人表现怜惜与慷慨、对自己的父母反而不能尽孝这样的状况，在当今社会也比比皆是。其矛盾与悖谬，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张竹坡直斥潘金莲为“可杀”，倒也不能说竹坡本人就是一个道学先生——其对《金瓶梅》的激赏，其极富洞见的批评文字，已经让自己处在了“道学”的对立面，堪称《金瓶梅》的知音人。但他将孟玉楼视为全书唯一尽善尽美的理想人物，不遗余力地为她歌功颂德，则是一大败笔，实在难免错勘贤愚之讥。正因为他对孟玉楼表示了无条件的赞赏，对处于孟玉楼对立面的潘金莲，则难免嫉恶如仇。

话又说回来，潘金莲对于其母潘姥姥动辄恶语相加、极尽污言秽语之能事，倒也不是对潘姥姥不愿奉养，而是因为潘姥姥“敌友不分”，多次站在金莲的最大情敌李瓶儿一边，并时时称颂李瓶儿之贤德，使潘金莲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仅此一端，就使得潘金莲至死不肯原谅其母。作者如此处理，反而是写出了潘金莲一味任性，为一己之欲不惜鱼死网破，知错不改、错上加错的一贯性格。如果说潘金莲与其母的关系中，全无“天良乍现”的一面，恐也未必。至八十二回潘姥姥死，金莲将她的丧事尽托于陈敬济，自己探望一回竟不再露面，固然是冷酷之极。但陈敬济办完丧事后来向她覆命，潘金莲听见她老娘入了土，心有所动，不觉“落下泪来”。可见其真性仍在，读之令人鼻酸。

潘金莲之并非全无仁义，还体现于潘金莲与春梅二人的关系上。自从春梅从吴月娘身边被派入潘氏房中，潘金莲便与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既是主仆，又是姐妹，甚至情同母女。两人自始至终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两人之间的关系虽偶有冲撞，总体而言十分稳定，这在《金瓶梅》中是颇不寻常的。诚如田晓菲教授所言，《金瓶梅》中，没有任何一对男子之间的关系，其感情强烈程度可以与潘金莲与春梅的关系相提并论，只有武松待武大差似之。[47]不论是丫鬟、小厮还是奶妈，只要有人与春梅形成冲突，潘金莲始终坚定地站在春梅一边。即便是吴月娘、西门庆、李瓶儿、孙雪娥与春梅发生龃龉和冲突时，潘氏也不顾自身的安危，对她竭尽保护之责。就连潘金莲本人，也常常对春梅屈节下之，处处忍让。潘金莲对西门家中众妇女可谓是人人皆妒，妒则恨不能其死——对吴月娘、李瓶儿、孙雪娥这样的主子如此，对宋蕙莲、王六儿乃至如意这样的下人也是如此。她与孟玉楼时常出双入对，表面上情投意合，宛如姐妹，但一到背地里，张口就骂她“麻淫妇”，足见她对孟氏的嫉恨之深。但奇怪的是，对于春梅，潘金莲却全无一点妒意。小说第七十三回，潘金莲回房中，从窗户里看见西门庆坐在床上搂着春梅“一处顽耍”。她不仅没有怀妒含酸，当场翻脸，反而惟恐搅扰了他们的好事，竟自己一个人悄然走开。西门庆死后，春梅被发卖，潘金莲数度哭倒，大放悲声，乃至于一连几天心中伤悲，积郁难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