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3/31页）

义仿佛变成了空头支票。即使变成了空头支票，相赠予时态度也极为含糊极为犹豫了。因为，在城市里，在实际的迫待解决的问题方面而非感情慰藉方面，互相帮助显得异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轻易不敢承诺了。在都是知青的岁月里，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张正义替我打抱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体贴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回事——而且只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里，替谁解决工作替谁调动更满意的工作，或帮谁的子女报入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则非有权力不可。有权力往往也需费些周折甚至费尽周折。无权的权小的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的考虑到那许多周折态度含糊暧昧犹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并未“相忘于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丝分明“相忘于江湖”的苦涩。

在这十年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哈尔滨的或北京的上海的，亲登家门或写信向我求助的知青为数不少。困扰他们或她们的，无一不是人生的大问题，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子女的户口问题和就学问题……而我当时的表现，每每先安慰，后摇头发愁。既同情对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尴尬之境。登门者写信者，自然相信会帮助他们的人非我莫属。而且相信，只要我肯帮助，他们的困扰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仿佛中国有一个知青问题管理部，我就是该部部长。如果对方们还拎着点儿“意思”，则我尴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以图表现并未“相忘于江湖”。但是最终，我所能做的，仅能做的，也无非就是答应替他们给当地的领导写封信，或当即就给我认识过、耳闻过的知青出身的官员写封信。他们有的较为满意，有的很不满意，觉得我不过是在变相应付搪塞，从此认定我最是一个彻底“相忘于江湖”的无情无义的家伙。而我却常因自己的转嫁“义务”而惴惴不安。十年中我开出了不少空头支票，每次都难以预测那些收到的人对我究竟做何想法。居然侥幸起作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既是相求者的侥幸，也是我自己的侥幸。

十年中，当年的知青在北京有过几次规模较大的集聚活动，影响辐射至天津、上海、哈尔滨。影响最广策划最成功的一次，当属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这次活动吸引了许许多多北大荒知青的热忱参与。许许多多的人为此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那是无报酬的参与，是完全业余的参与，是完全自愿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参与。我认为，“回顾展”收集到的林林总总的知青实物，以及知青日记和书信，对于以后仍有兴趣继续研究知青命题的人，颇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回顾展”同时也是一次较成功的“知青文物”征集活动。

“回顾展”的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们加入了些轻松和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

这些文字后来被全部收入《黑土地影集》。

“回顾展”之后，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北大荒风云录》，一部是《北大荒人名录》。我是此两部书的编委之一。但我实际上所尽的编委义务和责任甚少，只看过“风云录”中三十余篇的手稿。此书的编辑原则是——保持原貌，不做任何加工。所改仅仅是错字、白字、病句、不规范的标点应用。

我认为“风云录”是一部从多侧面多角度反映当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难得的纪实书。其纪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多数知青都是第一次写关于自己知青经历的回忆文章，甚至是生平第一次写所谓的“文章”，甚至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写“文章”的念头了。他们和她们，将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亲身遭遇，真真切切地、虔诚之至地汇入“风云录”中了。

我认为，我迄今为止的一切知青作品的总和，在诸多意义方面，根本抵不上一本“风云录”。

我认为，“风云录”是一本很值得保存的书，相比之下，我的一切知青作品，其实都不值得任何人保存。

我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了解北大荒知青当年的真实生活的愿望大于读小说的兴趣，那么他或她其实完全不必读我的知青小说，只读“风云录”就够了。

“风云录”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小文。我当时是很不想写的，但编委们非常希望我也写一篇。写完了，我仍不愿被编入，编委们传阅后觉得还可以，恭敬不如从命，我只有依从。